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倒挂

“我们的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绕过他人专利的技巧型专利太多”

一个有趣的现实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对此，汤森路透评价，中国正努力从一个“中国制造”的市场向“中国设计”市场转型，政府正积极推动汽车、制药和科技等行业的创新。但其专利的质量还有待改善。

新华社昨天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受理了超过52万件专利申请，美国为50万件，日本34万件。中国继2010年超过日本后，2011年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报告称，2011年，全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超过67万件，比2010年增长35%，其中大部分增长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日本和美国居民在境外提交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最多，但其中大部分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中国政府为提交专利申请的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奖励，不论他们提交的专利最终是否获得批准。”有国外专家清晰指出这一问题，虽然专利申请量提高了，但并不能说明所申请专利的质量。“在中国，专利获批准的比例仍不及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地方。”汤森路透的报告表示。

对于专利数量与企业创新能力这一矛盾，白万纲认为：“我们的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绕过他人专利的技巧型专利太多。根本原因是基础研发体系的柔弱，科技体系缺乏系统性，本应承担科研主轴的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的研发机构，全部以商业为导向，趋‘钱’研发。上世纪全球金融风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突飞猛进，以芯片技术为载体的互联网技术支撑，把美国拉出泥潭；这次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又有可能凭借例如3D打印这样的高端技术研发而振作起来。而我们过于模式化、商业化，我们最大的研发投入是央企和大学主导，央企的商业化不必说，大学的科研体系也存在一定问题。”

大学教授的尴尬

如果我们的教授也能一评十几年，不需要出文章，也能做出好东西

在百年诺贝尔的历史记录中，早期诺贝尔奖的得主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学科带头人，甚至是各国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很多科学家都在不同时期在同一所大学或实验室学习、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从1901年到2004年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中，有20位来自美国哈佛大学，15位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8位来自德国马普学会，13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现代科学家有相当比例仍遵循这样的规律，因发现石墨烯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霍维茨，是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哈佛大学休斯医学院研究员，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克特勒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电子研究实验室副主任，超冷原子中心主任；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法国物理学家科昂·塔努吉在法兰西学院执教。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关绍巍教授认为，所谓名师出高徒，名校出大师。美国高水平的百年大学有很多，英国、德国更有几百年的高校，像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出了9位得奖人。国外大学的思想理念成熟，文化积累深厚，教授评价体系严格，但教授终身制让这些科学家没有生活之忧。国外的教授不出文章也很合理，也是教授。没有指标，不需要完成多少篇论文，但是研究课题依然可以得到支持。这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还做不到，两年不发文章，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科研院所的研究员，职称问题就紧张了。每年对教授资格都要考核、审查，很多科研课题做到皮毛就发表了。中国的高校跨越了积累过程，最悠久的学校不过百年历史，更多学校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和思想上还需要不断积累。同世界名校的差距导致我们的大学追求排名、论文数，起步阶段这么做是可以，但当追赶到一定时候，需要拔尖的人才出现。我们的大学里高级职称很多，但顶尖的教授不多。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成熟，我们的大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考核机制在逐渐优化，如果我们的教授也能一评十几年，不需要出文章，也能做出好东西。

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匮乏形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中国现象”，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宣传处相关人士表示，企业拥有的专利数与企业创新能力并不矛盾，专利的数量是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一项指标，但专利的质量和运用能力也是创新企业的重要指标，其中的细节不是只言片语可以解释清楚的。但他承认，我国创新企业的专利质量与国际顶尖技术还有差距。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企业创新能力的分类评价体系，我国一些企业在这些分类中的有些项目绝对是世界领先的，比如华为、中兴等企业，拥有质量优秀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