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节衣缩食、清贫支教

白芳礼老人每月都会把自己省下来的钱拿到附近的学校给困难的学生当生活费，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却过得是俭朴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老人的儿媳回忆过去：“他一辈子过得特别艰苦，省吃省喝，裤子破了补了再补，不补不行，扔了买新的，不穿，还生气。吃也不舍得，有时还经常捡，馊了的发糕，非得给他蒸了吃。”

老人蹬三轮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我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有的时候会就一点点咸菜。有人还常看到他在拾别人扔下的馒头、面包或半截没有吃完的香肠……家里人实在看不过去了，都来劝他，老人却举起如今到处可见的弃馍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有什么苦？这馍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换来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来吃了，不是少浪费些么？”

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白芳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老人已经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叠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白芳礼老人的铺盖就是一套薄面被褥；夏天，骄阳似火，晒透了一屋薄薄铁皮的售货亭……老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后来天津市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他的这些小亭子。没有“屋”了，他为了仍能够二十小时拉活，就用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撑起了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弱不经风的小棚。暴雨之后，经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阳下晒被雨水浸湿的被褥。

老人为什么要如此吝啬自己？“我哪舍得花钱！蹬一次车赚一二十块钱不易啊，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天天心头惦记着在我赞助的那几百学生。我就不能花钱，只能往里挣才是。孩子们考上大学多不易，可考上大学还念不起，你说这事咋整？那年我听人说咱天津几所大学里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却没钱买书，没钱吃饱饭，我想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给他们挣来钱，可我蹬三轮车还能挣些呀，所以我就重操旧业，一蹬就蹬到现在，一蹬就下不了车了，你想几百个学生光吃光出学费一年就要多少钱！我是劳模，没文化，又年岁大了，嘛事干不了了，可蹬三轮车还成。一天蹬下来总还有几十块钱么，孩子们有了钱就可以安心上课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越蹬越有劲……”这样质朴的话语让人听起来心里直犯酸。

白芳礼老人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白芳礼支教公司”成立后，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南开大学学工部老师刘唯真回忆，白芳礼老人从1996年开始，每个月都要向学校捐款1000元，总额近3.4万元，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此外，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也都收到了白大爷捐出的不同数额的支教捐款。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些年来，老人捐款各类金额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从始至终，白芳礼老人就没想过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的手里的，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一次，海尔公司为了感谢老人的善举，送了一台冰箱，都已经从楼下抬到屋里，老人硬要退回去，他说：“我做事，不为自己，也不为儿女。”有人试图在白芳礼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老人与几个孩子的合影照片——这是惟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回答却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