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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更新日期:2018-12-15    作者:顾建军    编辑:admin    点击量:666

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六期

作者:顾建军

2018-12

 

摘要

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神奇魅力的同时,也敞开了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在世界。作为人工物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意志的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等视角日益多元,不断地改写和刷新着人们认识技术的维度。关于技术的现代维度,我们可以从技术的物性、人性、活性、知性等方面加以把握。我国各级各类的技术教育应当重新审视技术的现代维度,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教育价值体系,以全面提高学生技术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实现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相匹配的教育变革。

关键词:技术 现代维度 技术教育 教育价值 重构

 

顾建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组组长。

 

英国学者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J.OConnor)曾经说过,任何教育理论总是包括三种陈述系统:形而上学的陈述、价值判断的陈述和经验的陈述(瞿葆奎,1993,479-481)。技术教育的理论建构自然也不例外。伴随着当代技术持续不断的迭代式发展和革命性变化,技术外在的泛在性、具身性和内在的结构性、多向性,不断地改写和刷新着人们对技术的多维度认识。与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言的“环境改变与自身改变的一致性”相类似,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技术自身的内涵、意蕴与维度,以实现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的一致性。我国各级各类技术教育是以技术为教育内容的教育存在,技术变迁所导致的技术维度的现代性变化,不仅是洞察技术教育现象、进行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把握技术教育“现代性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重塑技术教育价值体系、建构现代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

一、技术概念的历史发展与技术的传统维度

弗里德里希·拉普(F.Rapp)说:“技术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使其概念化。”(拉普,1986,21)尼采(F.W.Nietzsche)指出:“所有概念都源于我们对不等同事物的等化。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概念的‘叶子’是通过对个体差异的武断抽象,通过对差别的遗忘而形成的。在自然中,除了‘叶子们’还应该有‘叶子’——某种原型,因而没有一个复制品能够达到准确、可靠并忠实于原型。”(Nietzsche,1976,p.46)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打制石器,甚至从利用树枝制作栖居和防身物品开始,技术就成为历史的存在,开始了它的漫漫旅程,直至形成当下眼花缭乱、魅力无限的技术世界。但与技术所追求的精致、精确恰恰相反,技术的概念是那样的多有歧义和模糊不清。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观点来看,技术与“科学”“文化”等较为泛化的概念相似,算不上一个理想的“符号语言”。但与技术所创造的神奇一样,技术的概念又展示了一个富于发展变化和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色彩斑斓,对任何人来说都算是一个迷宫,自然也给技术教育工作者平添出几分朦胧和遐思。

(一)古代技术的意向性与二维结构

汉语中的“技术”是一个合成词,古代仅有单音词“技”和“术”。可以说,我国古代的技术概念所描绘的是一个简单的外在之“技”与内在之“术”构成的二维结构,它超越了人类本能的行为图景。《说文解字》云,技乃巧也,从“手”“支”声,通作“伎”。这里的“巧”具有一定的意向性,它一方面是指巧妙用力的方法,是人的行为动作的技巧。这种“巧”有其“称奇”之处和“奇技淫巧”之意,其行为动作水平超越了一般人的本能,具有“能工巧匠”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暗示着“巧”是人的意向性的外在表现,包含人的“心理”“心智”的机理,也即“心灵手巧”,但对于其心灵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艺术”层面,故有“技艺”之解。《汉书·艺文志》中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里把人的行为动作与作为对象物的“器械”和“机关”结合起来理解“技”,开始建立了古代技术的“人机关系”理念和“物性”意识,且拓展了“技巧之胜”的意向性价值,但这些认识尚是简单的和朦胧的。此外,《尚书·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礼记·王制》则有“凡执技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之说。这里把“技”与社会的职业相联系,反映了人类社会分工中“技”的维度及对职业内核的初步理解,即特有的技术可以构成一种职业,一些职业蕴含着特有的“技”的成份。依此,我国古代的“技”有时则专指工匠,故有《荀子·富国》中“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和“家有万亩良田,不如薄技在身”等俗语。“术”在我国古代意义则相当丰富,一指古代城邑中的道路,例如左思《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可以泛指路径;二指“技艺”,如《礼记·乡饮酒义》中的“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郑玄注:“术,犹艺也”)。《后汉书·伏湛传》云:“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当然,“术”还有“手段”“策略”“方法”“天文历算”等义。战国时,法家申不害曾提出“术治”,认为“法”是公开的,“术”是内隐的,君主通过“术”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而《论衡》也曾云:“夫圣贤之治世也,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可见,法术、巫术、权术等都是“术”(辞海编辑委员会,1989,3265)。由此可见,古代之“术”主要是指与人类和社会行为相联的内在认知和心理活动,体现了“人性”的维度。“技”与“术”的结合,把超越人类本能、往往与材料器械等物品相联、具有独特效用的行为归为“术”之一类,显然强化了外在行为因素与内在心理因素的统一性。总体来说,我国古代意义上的技术维度是二元相联、以外为主的“内外结构”,其核心在于技能、技巧、技艺。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技能(skill)(转引自Riessen,1979)。这种理解,也可以从英语中的technology的词源演变过程得到印证。英语中的technology来源于希腊文techne,表示生产技艺的能力或技能。亚里士多德尽管更多地是从技艺意义上来阐述技术,然而并不影响他对技术的原始本质的揭示。他是最早将科学与技术加以区分的学者。他认为科学的对象限于不可改变的实在,人到达真理知识的方式是沉思,而技术涉及做事情,技术的对象限于一类可变化的事物,不可改变的事物不是制作活动的对象,但这类事物的改变又必须在人的能力以内(转引自廖申白,2006)。这表明了技术具有人的外在作用对象与内在认识能力的统一性。当然,古罗马时的维特鲁维奥(Vitruvius)也已注意到技术包含制作和认识两个方面。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技术观念也是蕴含着二维的技术维度,不过就其学理来说,其对技术的认识可以用“内外相联、二维贯通”来加以表述。

古代二维结构的技术认识,更多地立足于“心灵”与“手巧”相贯通的“技艺”层面,即使“技艺”高度娴熟,也往往归结为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日积月累的技能训练。如亚里士多德把技术分为“制作术”与“习得术”两种,庄子也曾云“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都可以看作是经验论技术观的生动写照。这种观念之下的技术教育方式方法必然是典型的“行为主义范式”,也就是采用简单模仿、机械训练、不断重复、技能固化等方法使技术习得对象获得相应的技术技能。

(二)近代技术的体系性与技术的三维性

从中世纪直至近代,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与诠释开始发生了变化,“奇技淫巧”“惟手熟耳”式的技术认识逐渐被“赋予理智”“基于方法”“蕴含原理”的技术认识所取代。早在中世纪,基督教人士奥古斯丁(S.A.Augustinus)就认为技术是一种对理智的运用,认为“这种理智的敏锐性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揭示了我们被赋予的人性是多么的丰富”,“人的技巧已经取得的进步和达到的完美程度也显示了神的慈爱”(奥古斯丁,2006,22卷,第24)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F.Bacon)在提出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论断的基础上,认为此前所认识的知识“缺乏事功”(barrenofwork),为了弥补其不足,他提出要对科学进行重建,挖掘技术的基于自然、超越自然的社会价值,指出技术的“一系列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和战胜人类的贫困与苦难”,认为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被动观察者,而应当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双手,迫使自然离开其自然状态(培根,1999,前言和概要)。他在《伟大的复兴》中提到“事物的本性在技术的挑衅下要比在其天然的自由状态中更易暴露出来”(培根,1999,前言和概要)。这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建立了崭新意义上的人技关系,揭示了技术对自然的互动本质和特有的知识属性,使人类对技术的认识迈上了新台阶,并催生了伟大的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technicalart”的媒介作用,在技术活跃的17世纪的法国,“techne”演变成为“technique”和“technir”,表示技术与各种技能生产相联系的过程和活动的全部领域。“technology”也首先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表示对“实用技艺”的讨论。当然,英语中的“technique”和“technology”也有所不同,前者多指事物的“制”(making)和“做”(doing)的具体操作和专门方法,如干燥、酸洗、超声波探测等。就二者关系讲,technology乃是对多种technique的系统研究。此后,技术所内隐的原理、方法、规则、体系开始“去蔽”和“张开”(参见陈昌曙,1999,91-95)18世纪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Diderot)在《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中,将技术定义为“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的体系”(狄德罗,2007,140),成为近代技术概念的经典定义。狄德罗的定义首先凸显了人的主观意向的技术活动具有目的性的主观维度,其次提出了技术所必然存在的工具(即物质)的维度,最后还把作为物体的工具和人的活动方式的规则理解为一个体系化的存在,而这种体系化的存在形态构成了技术的第三维度,即技术所内蕴的知识维度。其后的德国学者乔治·贝克曼(J.Beckmann)进一步明晰了技术的知识属性,认为技术是“指导物质生产过程的科学或工艺知识”,这种知识“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全部操作及其原因和结果”(Lenk,Ropohl,1979),凸显了技术的程序性知识的特征。19世纪之后,西方技术哲学家从不同方面给技术下了不同的定义。德国的拉普认为,技术就是技能、工程科学、生产过程和手段,对技术理解的出发点是人们对自然有目的的征服作用,技术的根本前提是初级产品(材料和能源)、具体的物质手段(仪器和机械)、技术知识和能力(拉普,1986,322)。德国的恩斯特·卡普(E.Kapp)认为技术有两个含义,包括人的活动方式本身(技能)和代替人类活动的装置,并认为人类所发明的一切技术活动手段都是人体器官向外界投影而形成的结构(参见Mitcham,1994,pp.23-24)。英国的查尔斯·辛格(C.Singer)在《技术史》中,认为“技术是用来制造或生产物质的知识和装置”(辛格,2004,58)。加拿大的马里奥·邦格(M.Bunge)则在《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中认为:“技术是按照某种有价值的现实目的来控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事物及过程,并受到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和。”(Bunge,1985)这些观点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技术所蕴含的体系性和知识性。

我国目前关于技术的定义有很多,但总体来说也是与此相一致的。如《辞海》上的定义是:(1)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如电工技术、焊接技术、木工技术、激光技术、作物栽培技术、育种技术等;(2)除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夏征农,2011,1903)。国内学者还有一些关于技术的其他定义,如:“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人类为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而积累、创造并在实践中运用的各种物质手段、工艺程序、操作方法、技能技巧和相应知识的总和”(陈士俊,柳州,2005);“技术是人的知识和智慧与客观的手段(软件和硬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方法体系”(陈文化,沈健,胡桂香,2001);“技术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生产和非生产活动中,运用自然规律创造的物质手段和相应知识的综合体”(柯礼文,1992);“技术就是人类凭借经验、知识、技能并同物质手段相结合,而使天然自然变为人工自然的运动过程”(远德玉,2008,5)。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到,除了活动维度、物质维度之外,技术的知识维度得到了多向度的挖掘和前所未有的重视。

近代意义上的技术观念,客观上形成了“人—知识—物”的技术认知的三维结构。这标志着技术不再仅仅依靠经验与直觉的把握,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基于行为与事物相统一的规则与原理和启蒙思想指引下的技术知识的发现。应当说,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它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技术“创生物”的内在生成机理与机制成为技术革新与快速发展的基础,也使技术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崛起于学科之林,且不断分化,成为近代以来技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在三维技术观念之上的技术教育必然是知行合一的行为范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经验的统一是其核心和关键。

三)现代和后现代技术的集成性与技术的多维性

20世纪中叶以来,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方面,现代技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及“电子控制+”“网络控制+”等技术的高度集成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干预自然的能力,从而迅速建构起了一个现代化的人工世界,彰显了人类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使社会的现代性内在矛盾日渐突出,这些由技术的发展所放大和激化的矛盾带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纠葛,它包括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等的冲突。现代技术的这种二重效应,导致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浪漫主义、技术批判主义等思潮泛起,生发了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未来等方面的理论透视和批判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将社会发展与技术制造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和基于人类幸福意义上重新评价技术价值的政治学。这也从多个方面回应了“技术悖论”的症结,进而形成了技术的多维结构。

首先,技术的多维结构深化了对技术知识特征的认识,强化了技术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实现了由实践论的技术知识论进入到认识论的技术知识论的发展。技术知识论的特征与价值的揭示是在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断争辩中进化而来的。随着技术与科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并受到经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这一观念甚为流行,对此,唐·伊德(D.Ihde)对“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的认识所导致的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的观点作了深入的批判,揭示了技术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独特的认识论价值(转引自陈凡,2006,3)。卡尔·米切姆(C.Mitcham)认为,把技术看作知识是一种关于技术的最佳分析模式,技术不只是技能和人们手中的中性工具,也不只是科学的应用和附庸,而是有其独特的认识论地位。斯柯列莫夫斯基(H.Skilimowski)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技术是人类认识的一种形式”(转引自拉普,1988,92)。技术史家埃德温·T.莱顿(E.T.Layton)在《作为知识的技术》一文中指出,应“承认技术的认识论基础,将技术变迁的本质看作是知识变迁”,认为作为科学知识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Layton,1974)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Rosenberg)也指出,“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Rosenberg,1982,p.143)。而法国的雅克·埃吕尔(J.Ellul)在《技术社会》中则强调了技术知识方法论的有效性,指出“我所用的技术一词,并不指机器、技术或达到目的的这种或那种程序,在我们的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是秩序、模式和机制的总和”(转引自舒尔曼,1995,116)。我国学者禹智潭、陈文化认为,“技术是人类利用、控制与改造自然、社会、思维的方式方法的集合”(禹智潭,陈文化,1998),他们阐明了技术内在的人类思维方式方法、尤其是实践性的思维方法。此外,科恩瓦赫斯(K.Cohenvahs)则从过程论与功能论的角度论述了技术知识的方法论特点,他在《技术的形式理论》一文中提出:“除了我们社会的组织化知识之外,有关怎样应用现存的事物,怎样生产有用的事物,以及为了得到我们所需的功能,为了具有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怎样设计人工制品的知识,也都是我们所要体验和收集的。我们称这些知识为技术知识。”(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2005,165)当代学者布莱恩·阿瑟(B.Arthur)则特别说到:“技术真的是科学的应用吗?仅此而已?我认为不是。至少真相要比这复杂得多。过去许多技术的诞生都几乎与科学毫无关系。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技术才开始大规模地向科学进行‘借贷’。——断言技术只是科学的‘应用’是幼稚的,毋宁说技术是从科学和自己的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方面堆积在一起,并且随着这一切的发生,科学会有机地成为技术的一部分,被深深地融入技术。”(阿瑟,2014,64-65)阿瑟认为,对技术而言,存在着一个既适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也适用于发电站,适用于铅笔、掌上游戏机和DNA测序技术的通用逻辑(阿瑟,2014,前言页)。他充分说明了技术有自己的“行事逻辑”,甚至技术自身正在变为“有机物”。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学者阐述了技术知识的默会维度、集成性、延展性等等,技术所特有的认识论价值得到多方面的揭示。

其次,技术的多维结构发掘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分析维度。早在20世纪初,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认为,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组装的流水线化,劳动者成为“一部机器”,甚至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对此,技术发挥着掩盖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甚至认为,技术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Mercuse)认为,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马尔库塞,1989,114-115)。他指出,随着技术的疾风暴雨般的涌现和人对技术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技术具有了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地统治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社会,他谴责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设备上,使之成为它的附属物,“成为流水线上一个原子”,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1989,2-8)。技术本着“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同的社会功能,“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解放的桎梏”(马尔库塞,1989,42-45)。马尔库塞的理论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本人也成为1968年联邦德国大学生造反的精神领袖。尤尔根·哈贝马斯(J.Habermas)对此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提出了技术的新的意识形态观念,他指出,科学与技术,不仅成为今天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高度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但技术与科学作为统治的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成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偶像的新型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哈贝马斯,1999,49-69)。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演变成为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了基于技术批判的“意识形态”维度。

再次,技术的文化维度、价值维度、社会维度等也在技术的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卡普在《技术哲学纲要》中认为,技术是人类同自然的一种联系,是文化、道德、知识进步和人类“自我挽救”的手段(参见吴国盛,2008,1-5)。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F.Ferré)认为,“技术(而不是科学)直接地影响着生活和自然,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两方面都应算作技术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从一方面,如果缺少了知识,不管我们如何热切地希望达到某种目的,也无法制造出实现这些目的的根据;从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了价值,我们将永远不会产生出使用知识的动机。可以说,价值和知识是每件人工产品的基本成分”(转引自格里芬,1998,126)。哲学家邦格(M.Bunge)也将价值性知识纳入技术中,他在《技术的丰富哲理》中指出,技术是“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和过程,并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和”(Bunge,1976)。拉普则认为:“技术是一种包容许多内涵的文化现象,是无所不包的科学方法。它并不是在工具的帮助下给非生命的自然以形式,而是控制的方法。准确地讲,是以设计为中心的技术-科学方法。”(拉普,1986,4-31)美国的约瑟夫·C.皮特(J.C.Pitt)在其专著《技术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中曾多次提出技术是“人类的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等等(参见Pitt,2000,pp.2-56)。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还挖掘了技术的“意志维度”,包括意愿(expect)、倾向(intend)、动机(motivation)与欲望(desire)等要素,分析了技术与人的意向性、目的性以及人格特征等的密切相关(Mitcham,Durbin,1978)。他还认为技术在人工物、知识、过程、意志等多层面得以展现,其本身蕴涵着育德、益智、审美等丰富的教育价值(参见吴国盛,2008,23-35)。这与技术所内蕴的工匠精神有所呼应,同时也建构了“作为人工物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意志的技术”的“四维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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