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的现代维度的多元建构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迭代性、集成性以及泛在性，孕育了技术分析的多向度和多维视角。尤其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所携带的共享、众筹、绿色、个性化、一体化等特征，诠释了技术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型关系。这些新的变化不仅使人们对技术的经典分析维度如器物维度、技艺维度、认知维度、过程维度有了更富新意的理解，而且使得人们对技术的知识维度、文化维度、意识形态维度以至意志维度的社会分析更加丰富。这些研究进一步体现了人类对技术的发展性和深刻性的认识，拓展了技术认识的维度和视角，为对技术的现代本质的深切把握和技术教育的价值重塑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本文从技术的物性、人性、知性、活性四个维度尝试对技术的现代维度进行结构分析。

（一）技术的物性维度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曾经探求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始基”，从“无定形”的水、气等到“有定性”的火的逻各斯的“尺度”再到巴门尼德带有物质因素的“始基”观念，开启了人类对物性的探索旅程。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也阐述了三种存在的实体，一是质料或物质的实体，二是形式的实体，三是质料与形式相结合的综合物。康德(I.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曾经提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的概念，尽管在他眼里，“物自体”或“事物本身”是人类经验无法完全认知的东西，但他认为“物自体”或者“事物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可以“被思想的”(参见康德,1931,第15-78页)。这些早期思想对技术“始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就技术的“始基”来说，如果没有对包括自然物质、能量等在内的纯粹自然物的利用和加工与再加工，没有对人工物的制造与再造，或者没有运用人工物对人类信息、意识等的物质化的收集、加工、分析和处理，就根本谈不上技术。不仅古代技术是这样，当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也是这样。如人工智能技术从应用场景来看，可以分成“Cloud/DataCenter(云端)”和“Device/Embedded(设备端)”两大类，而其AI芯片从技术架构来看，大致也包括通用类芯片、基于FPGA的半定制化芯片、全定制化ASIC芯片、类脑计算芯片等。即使是互联网的使用也离不开网卡、集线器(HUB)和交换机以及终端设备等硬件。因此，无论从技术的产生与发明来看，还是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来看，技术总是与物形影不离，任何技术都不可能脱离材料、工具、设施、产品等富有多样物性形态的对象物而存在。毫无疑义，物质和质料的存在是技术赖以形成的基础。技术就其物性而言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物的利用、改变、控制和人工物的创造与制造。技术的物性维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物构成技术实现的工具。任何技术的实现总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如木工制造家具需要斧头、钻、锯、凿、刨，金工修理车床需要扳手、锤子，电工从事工作需要电笔、烙铁、万用表等，缝纫工制作衣服需要剪刀、尺子、针、线，网络工作者进行工作则需要一系列硬件工具和软件工具等。

其二，物构成技术作用的对象。任何技术总是针对于特定对象的，如木材、木料是木工作用的对象，布匹是裁缝作用的对象，铁矿石、生铁是炼钢炼铁作用的对象，这些作用的对象都是物质的。

其三，物构成技术成果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包括工艺制作类成果、网络技术类的成果、AR/VR/MR技术等成果，总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形态的产品、装置、终端。同时，物构成技术存贮与传承的载体。任何一种技艺、技能往往储存在一定的物质形态的载体当中，如古代的竹简、纸张、模具，现代的磁带、软盘、硬盘、云盘、芯片等等。没有物质载体，技术就不可能流通和传授，更不可能普及。

其四，物构成技术产生的源泉。任何技术的产生，都是以具象性的物质、物品、物体等形态的事物为先验条件和认识基础的。没有对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感知、记忆和认识，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一个天才，也无法产生哪怕一点的技术发明。因此，自然和社会业已存在的事物是技术产生的第一推动力。

（二）技术的人性维度

人被称为会创造技术的动物。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把这一断言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仿人技术(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器官移植等)的高度发展，已经使得技术的人性维度更加彰显无遗。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Y.Gasset，又译“敖德嘉”)在《关于技术的思考》一文中曾经提出，技术是人性的一个本质要素。存在主义者则强调技术本身就是人性某个方面的无意识的表现(敖德嘉,2008,第264-291页)。当代学者皮特在他的《技术思考》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技术(technology)的独特定义，即“技术是工作中的人性”(Technologyishumanityatwork)(Pitt,2000,p.12)。对于技术的人性维度，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首先，技术是人的目的性的产物。合目的性是技术的原始特性，也是技术的首要特性。技术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类的需要，这种需要犹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眼中的万有引力一样，永远牵引着人类矗立于地球的广袤大地上。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诺德·格伦(A.Gehle)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相伴而生，人类要依赖技术而生存，在我们研究化石遗迹时，只有当我们遇到使用过被制造的工具的痕迹时，我们才能肯定我们是在研究人类”(转引自Grundmann,1991,p.110)。这充分表明技术与人类亲密无间，而这种亲密无间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方面需要。人类在远古的生存挑战中，“需要着衣以遮身御寒，于是就有了缝纫、纺织、印染技术的产生；需要进食以补充能量，于是有了食品烹饪加工技术；需要住所以避风挡雨、抵御外来侵害，于是有了建筑技术的产生；需要出行以交往与认识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车船技术的产生”(顾建军,2004,第2页)。在当代，技术同样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只不过当代的需要如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说的那样，更富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如同三维快速成型技术服务于人对立体物制造的便捷性、简单性的需要，远程视频交互技术满足了人们跨地区交流中的可观性、即时互动性和情感性的需要等。就技术的目的性而言，全球业已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如美国《面向全体美国人的技术学习内容》就认为：“广而言之，技术就是人们如何改变自然界以适应他们自己的需要。”(美国科学促进协会,2001,第26页)荷兰的埃格伯特·舒尔曼(E.Schuurman)认为，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了人类的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是“人类有预定目标的活动”(转引自柯礼文，1992)。因此，技术的目的性是人的目的性的投射，而人的目的性也不是天马行空和脱缰的野马，它同样受到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的制约。技术是人与非人因素的合成，两者缺一不可，分离不得。

其次，技术实现着人类的自我驯化和社会变迁。技术具有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二重性。技术不只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器物，它还是一种人的“理性力量”，是建构世界图景的一种方式。如同我们常常所说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技术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人本身。为了理解技术蕴含着人类的自我驯化这一命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经典的事例来做说明。钟表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在钟表发明之前，人类遵循自然固有的时间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以地域性的时间计算方式，“以事定时”。而钟表发明之后，普遍时间甚至全球性的时间概念开始建立，“以时定事”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开始形成，早中晚三餐的时间节奏，上班、下班、交往、娱乐、休闲、睡觉等有序展开。现在一个国际会议的日程安排往往精确到分钟。可见，在钟表发明前后，人类的时间意识迥然相异。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对人的信息意识、参与意识、分享意识的形成以及数据意识的觉醒自然不可小觑。就社会变迁来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1979,第427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人类现代化进程则开始起步，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也都毫无悬念地引发了人类现代性的自我审视并推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技术的功能、结构、形态携带着丰富的人性。在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存在只是“座架”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这里的“技术的座架”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构成的一个绵延不断的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存在的前提(参见海德格尔,1996,第23-25页)。克劳斯与梅耶斯(P.Kroes,A.Mejiers)认为，与在任何人工自然中一样，技术人工物也具有二重性，即物理的和意向的两种性质。技术客体是一个物理客体，具有一定的结构；技术客体的功能和设计过程与意向性相关。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就是物理结构和负荷意向性的功能(Kroes,Mejiers,2002)。由于技术是人创生的，它是自然与自由的结合。在技术的自然属性方面，技术中材料的选择、规划、加工、使用以及生命周期、安全性能等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就如同于木材的锯削要遵循其纹路、肌理一样。另一方面，在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技术设计常常要考虑人的身体形态结构和生理要素的相关数据与技术及其产品相关参数的吻合度、宜人性所构成的人机关系，同时还要考虑其功能、结构、形态与使用者的道德、法律、伦理、习俗、审美、宗教等人文要素。因此，人的自然特性和文化本性成为技术的“镶嵌之物”。

当然，通过对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我们还会看到客观存在的技术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异化现象。即使是技术的目的性本身，也客观存在善恶之别，因为当目的这个观念一旦进入人的生活之后，人便有了道德的存在。正如艾曼纽·乔治·梅塞纳(E.G.Mesthene)所说：“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何种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Mesthene,1970,p.60)因此，如同机器人技术在把一些机器变成“人”的同时也可能使一部分人成为“机器”人那样，技术在服务人、保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同时，也可能伤害人、连累人(连累自然环境和连累社会)甚至控制人，进而人类被自我驯服、部分异化，成为技术进化的工具。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社会性，一方面使得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有了“意识形态”“文化理解”“社会关系”等诸多视野，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的“知情意行”等要素在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中得到统一。

（三）技术的活性维度

活性最初用来描述有机体的机能或作用(action)，往往与休止(resting)状态或无活(动)性(inactivity)相对应，它具有某种定性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用来表示活动的强度。技术的活性是对作为人类活动的认知与行为、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动态性行为特征的一种表征，它表明技术所蕴含的或外在的或内在的程序性、活动性、连续性的行为品质。技术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中介，还是人类活动的方式，它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没有技术的活动性，技术就失去了它的原始动力与活力。

从技术的产生来看，技术是充满活性、充满过程的产物。技术的产生一般都经历着发现与明确问题、信息的收集与方案的构思、图样的绘制与方案的比较和权衡、模型与原型的制作、技术的试验与方案的优化等技术设计活动；也可能要经历工具的使用、材料的选择和规划加工、工艺的选择与实施、部件的组装与性能测试等制作活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还从技术的社会运行视角出发，认为技术的最贴切的描述是一种过程——它由发明者和设计者构想产生，通过企业家的工作变成成果，由社会来推行和利用(参见顾建军,2002,第5页)。技术的活动过程是人类充满创造性的实践过程，是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与能力、手段与方法进行技术的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创物、造物、用物、管物的过程。

从技术的性质看，技术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方式。就技术的主客关系而言，技术是一种“人为”的过程，技术之物则是人为的结果。罗伯特·E.麦吉恩(R.E.McGinn)在《什么是技术》一文中提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McGinn,1978)。马克思认为，自然技术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活动方式”(马克思,1983,第374页)。索姆巴(W.Somban)在《技术的控制》一文中也认为：“广义技术是为了完成一定目的的一切适宜手段的体系，狭义技术是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操作方式。”(参见山田圭一,1964,第28-39页)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技术的解释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为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的人类活动手段的总和”(参见舒哈里京，198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技术的定义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85,第233页)。我国学者朱学民也认为：“技术就是人类在变革一切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使困难的作业变得比较容易且能多快好省地实现预期目的所创造的活动方式。”(朱学民，1985)这些论述几乎毫不例外在肯定了技术的活动特性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技术特有的活动方式。事实上，随着技术运用越来越广泛，技术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代人基本特征的现实写照。人们运用一定的技术进行劳动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技术的发明和科学的实验，运用一定的技术产品进行社会交往和从事衣食住行以及闲暇与娱乐活动，都是一种技术性的生存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技术不是人类一般性的活动，而是体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与改变关系的活动，其方式的特殊性在于特定技能、工艺和方法等，往往体现在人的肢体、大脑、感觉器官等与技术物共同组织起来的行为特征中。

从技术的发展来看，技术具有交互性广、迭代性强、延展性长的高活性。人们可以从宇宙飞船和智能穿戴产品等的设计、制造、使用中感受到现代技术的高度集成和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技术交互性与人机友好性，可以从电视机的百年变迁和苹果手机的不断升级中体悟到技术的迭代性和无限优化性，可以从制茶、制陶以及旗袍制作等非遗工艺领略到技术的经典性及其生生不息的特征。

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方式与产物。从我国古代的“技艺”“技巧”，到现代的关于技术的“手段说”“方式说”“活动说”，都展示了技术特有的创物、造物、用物、管物行为的活性特征，展示了技术是人类实践的重要方式。这些活动的过程、方法、要素，是人类技术学习的丰富性和实践性之所在，它对受教育者创造力的开发、实践能力的培养、身心的和谐发展以及良好人格的塑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四）技术的知性维度

技术的知性维度主要从技术的可感知、可认知及知识特性等角度来分析技术。这里的知性与康德所说的“知性”不同。康德把人的认识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认为感性是通过主体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而知性则是指意识从其自身产生观念的能力，是主体的思维感性直观的对象的能力，也就是指人的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康德,1931,第67页)。康德认为，知性的最高能力是先验统觉，由先验统觉产生出十二范畴，用这些范畴把感性知识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一定的形式，成为知识。至于理性，它是根据原则来认识的能力，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进而产生理念(康德,1931,第67页)。技术的知性维度应当说包含了康德所说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这三个方面。

技术在人类的早期被认为是不可认知的存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技术起源于难以理解、不可理喻的巫术，甚至说技术是人类双重过失——遗忘和盗窃——的产物，是上帝赐予的一种代具性弥补。随着启蒙主义的觉醒，技术的知识与价值才被发掘。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它像历史上一切传统技术一样之作为真理的开启方式来发挥作用”；“技术不单纯是工具和手段，而是展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去蔽方式，是对物的塑造”；“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Heidegger,1954)。由此而来，技术不仅是可感知、可认知的社会存在，而且技术的认识过程、形成过程、创造过程将会伴随着真理的发现。

事实上，技术之所以具有可认知性，就是因为它蕴含了内在的技术知识。早在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中认为，“人类对事物的主动权完全在于技术和科学——近代人的技术知识就是理解自然、操作自然”，“事物的本性在技术的挑衅下要比在其天然的自由状态中更易暴露出来”(培根,1999,前言和概要)。麦吉恩从知识还原论视角对技术知识构成及其方法论意义做了阐述，他在《什么是技术》一文中指出：“技术立足于利用和创造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之部分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技术知识。技术中的知识既不能完全地还原为非智力的技艺技巧，也不能还原为独立发展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关于如何通过制造和利用某些物质产品或改变某些物质客体而去做某些事情的知识；第二，关于在技术活动中的资源、特别是物质和能量的知识；第三，关于实现行动之期望结果的方法的知识。”(McGinn,1978)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可以说技术的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规范性知识或者说技术的原理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价值性知识、实践性知识等，都是技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技术的知识，我们尤其要关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技术知识。就现代技术而言，除各类具体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之外，技术的元认知知识、技术设计的知识、技术试验的知识、技术探究的知识、技术思维的知识、技术创新的知识、技术优化的知识、技术路径规划(包括编程)知识、技术默会知识等，都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都具有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这些知识类型不仅有助于建立现代技术的本质观念和方法论意识，而且还有助于把握技术的知识特征，以便用以指导现代理念下的技术教育的教与学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