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