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情怀育后人》

第三部分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社会实践活动小组第21小组实地调研

访谈录

（第一部分访谈记录）

题记：今天，我们小组成员参观访问了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毛简青故居，有幸聆听了毛简青大烈士年龄高达91岁的儿子毛荫生老先生的讲座，他那惊人的记忆力，让我们这些后生都自叹不如，而且荫生老先生精神矍烁，真不敢相信荫生老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时间：2016-7-17

地点：平江县三阳乡大众村金窝组

访谈对象：毛简青将军独子毛荫生老先生

访谈人员：张从军老师，凌雨初老师，王璧君组长，方萦梓、李天乐等组员

录音摄影：张从军老师

整理记录：李天乐

访谈内容：

一、请老先生介绍毛简青将军生平

我父亲毛简青先生，名纶，字东成，1891年11月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浊水乡金窝村。他6岁开始读私塾。13岁入本地碧潭小学。后就读于平江县立中学、岳州中学。1913年东渡日本，先后考入仙台第一高等学校文科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他刻苦学习，掌握日、英、俄3国语言，成为全班的优等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1年夏学成回国，先后在长沙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在湖南省审计院任审计员和在湖南省财政厅任经济股股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受党组织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5年调梧州国民党广西宣传养成所任教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还先后参与停刊已久的《民国日报》的复刊工作，重新开辟了一块指导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舆论阵地;参与组建中共梧州支部，吸收一批优秀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改组国民党梧州市党部。1926年任中共梧州地委宣传委员，并将自己的住所作为地委机关办公室，继续以学者身分从事各种革命活动。1926年12月转赴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派回平江领导当地党组织，着手组建工农武装。"马日事变"后，出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先后组建平江工农义勇队，成立平江县临时政府委员会及所属特别法庭。还曾在县城召开讨伐许克祥大会，向全省寄发《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1927年夏，当国民党军血洗平江后，立即与罗纳川等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在全县建立5个特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成立平江暴动委员会，领导全县各地举行暴动，夺取国民党警察所、挨户团大批武器。1928年2月，与罗纳川等组建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并部署部队歼灭秋收起义中叛变革命的邱国轩团。同年3月16日与罗纳川等领导平江数万农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三月扑城"战斗。战斗失利后，辗转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6月，作为湖南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调上海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奉命赴湘鄂西苏区工作，负责主编《红旗日报》。1932年秋，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错杀。时年41岁。1951年，经内务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二、老将军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我祖父毛丰山，经商致富，置有田产，是当地有名的富绅之家。我父亲身为独子，极为祖父母钟爱。他6岁入塾，13岁转入碧潭小学。稍长，我祖父又以重金聘请名师课读。16岁时，他曾考取平江县中学，不久，又同好友欧阳坦君一道转到岳州中学。1912年他从岳州中学毕业。

我父亲从学堂毕业后，婉拒同学邀他去考长沙湖南优级师范的劝告，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决定去日本留学。1913年，他依依惜别父母亲友，携带着妻子吴淑坤与几位同学，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东京，开始了他九年异域求学的漫长生涯。

父亲到东京后，租了几间房子，与同学凌霞新、凌炳等住在一起。他天资聪颖，加之学习刻苦，不久便考入仙台第一高等学校，在第一部文科学习。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他常常早起晚睡，认真学习，勤研务得，成绩十分突出。当有人问他：“读这么多书有何用外”时，他笑着回答说：“中国民众，再不能愚昧无知了。要解脱愚昧的思想绳索，就必须多读书。毕业后回国以知识唤醒民众，共谋民族之利益，这才不枉为中华子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学会了日文，英文和俄文。如何使祖国富强，走上光明之路，他苦苦探索着。有时，读书到深夜，他望着繁星点点的星空，不禁感慨万千，同在一片蓝天下，日本日益富强，肆意横行，而祖国的土地备受蹂躏，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他更坚定了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臻国民于富强为己任的决心。

1921年夏，父亲学成回国。轮船乘风破浪在大海里航行，他仰望翱翔的海鸥扑击海浪的雄姿。他的心早已飞回了彼岸的祖国。九年的求学生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现在，终于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硕士，可以回来报效祖国了，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回国初期，他与李六如同在长沙任教。1922年经李六如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他无论在长沙，在广州，在梧州，在平江，都以学者的身份来掩护党的工作。他在长沙期间，还当过湖南审计院的审计员、省财政厅经济股股长；并在法政专门学校讲授经济学。他与李六如、方维夏、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来往甚多。他在长沙工作了两年多，“革命性很强，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沙文教界进行革命活动，十分积极”。

1924年5月，父亲被党组织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5年，他又被中共两广区委派去广西梧州从事党的工作，任梧州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宣传养成所教员。这年5月，他满怀热情，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梧州。不久，他同由区委派来养成所任教的谭寿林一起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民国日报》是辛亥革命以后由一些进步人士在梧州创办的报纸。它经常揭露英帝国主义分子在梧州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罪行，尤其是副刊《冲锋》抨击时弊尖锐泼辣，引起广西当局的惧怕，将它勒令停刊。毛简青等着手复刊了《民国日报》，使它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革命群众之中。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及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期间，毛简青等以此为阵地，及时报道了消息，并激励群众勇敢地进行反帝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民国日报》成了党指导群众运动的舆论阵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桥梁。

1925年冬的一天，天气分外寒冷，北风呼啸，但毛简青心中充满春意。在他们的支持下，广西最早的党支部——梧州支部正式成立了，发展了一批优秀共青团员入党。他们的工作在梧州已初有成效。1926年，又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由谭寿林任地委书记，他任宣传委员。地委机关就设在他家的大楼上。这是因为他是学者，声望高，当地的反动分子，压根儿也不会想到“毛先生”会是共产党员。不久，星星之火开始燎原起来了，在他们的指导下，南宁、桂林、柳州、桂平、玉林、来兰、怀集等地的党组织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了。此外，毛简青在养成所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他们用自己创办的《火线》半月刊，向进步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引导青年自觉地走上革命之路。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要在广西招收40名学员时，仅梧州市养成所就送了30名。

我父亲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深得梧州群众的尊重。在梧州期间，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在市国民党部新选的七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就占了五名，掌握了领导权。与此同时，一些工会、商会、学生及妇女等团体，都先后相继建立，组成了一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队伍。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为了支援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坚持斗争，父亲等将没收的“仇货”进行拍卖，仅两个月的时间，拍卖的收入就高达5500余元，全部汇出作为支援省港罢工斗争经费之用，为省港大罢工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苍梧县“三工人惨案”发生后，梧州地委立即组织梧州市民以罢工、罢市、罢课进行反击，并提出惩办肇事者，抚恤被杀工人家属，保护工农等三条要求。这一斗争得到香港、上海、北京、天津及其它地方工团和总工会的声援，迫使国民党右派作出让步，从而取得了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梧州党组织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越来越尖锐。1926年11月，苍梧县长严海峰、县党部书记长廖家昌带领军队包围梧州市党部、《民国日报》社等机关，逮捕了谭寿林，钟山等五人，制造了梧州“一一九事件”。我父亲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了南宁，他不能再回梧州工作了。不久，他回到了湖南。

他回长沙后，曾一度被党组织派往由唐生智兼校长的国民党省党校任教。四一二政变后，他奉派回到平江，任务是负责领导当地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着手组建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他一到平江，立即秘密约见了平江县团防总局局长、共产党员余贲民。当时余贲民掌握有500多人枪，是国民党当局多方拉拢改编的对象。他向余贲民传达了省委有关建立武装的指示，要他坚定地为党保存好这支武装力量。后来，这支团防武装参加了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根据省委郭亮来到平江召开的县委紧急会议的部署，父亲担任改组后的平江县委书记。这时，县委机关就设在他的家里。

根据县委的应变措施，我父亲抓紧进行扩充现有武装的工作，将县团防局、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军，由余贲民任总指挥。6月19日，他指示余贲民率团防武装突然包围县政府，将代理县长曹修礼逮捕。第二天，宣布成立平江县临时政府委员会，由李则鸣、张觥筹、徐礼君、欧阳坦君、李俊章五人组成。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县临时政府委员会特别法庭。7月1日，在县城月池塘召开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平江人民讨许(克祥)大会，喊出了“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在一片怒吼声中，浯口大劣绅江望南及县警察所头目，被判处死刑。

7月上旬，何键派阎仲儒为“清乡”军司令，王紫剑为县长，率军队来到平江，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屠杀了1000多人，人们称之为“阎王清乡”，平江农民协会和党团组织，一时受到极严重的破坏。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我父亲等人没有退缩，反而更勇敢、更积极地开展工作。他们根据夏明翰、李六如来平江传达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并根据省委指示，决定成立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并在9月攻打县城。扑城失败后，他又决定先在各地举行暴动，夺取武器，壮大力量，为下次扑城作充分准备。到这年年底，全县各地的武装力量已拥有800余人，300余支枪，并在此基础上由县委直接领导组建了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游击总队成立后，在他和罗纳川的周密部署下，曾进行了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消灭盘踞长寿街的邱国轩团，并在嘉义杏树滩将叛徒邱国轩捕获并处决。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另一次是发动著名的“三月(阳历)扑城”战斗。他为组织这次扑城，夜以继日，四处奔波，作了极严密的部署。当1928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阳历3月16日)“三月扑城”的战斗打响后，在已取得歼敌攻城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他注意审时度势，特别在得知敌军两个增援师已赶到离县城只有十多里的沉石时，立即与罗纳川下令扑城队伍抢在下午5时前全部撤出县城，使这次战斗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力量。

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对平江轰轰烈烈的革命又恨又怕，不久，便派出三个师的兵力，扬言要对平江进行“地翻边，人换种”和“血洗平江”的镇压。以县长刘作柱为首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还成立了所谓“清乡委员会”，组织“挨户团”和难民团，对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龙门，一次就屠杀了1300余人。师长陈光中还规定士兵上交左耳作为完成杀人任务的凭证，一时，平江一片刀光血海。疯狂的反动派恨透了毛简青，他成了敌人搜捕的主要对象。敌人越恨他，群众越爱戴他。他战斗在平江，群众都千方百计保护他。有次，他被敌人追捕，情急之下走进一户农民家里。当这户农民认清他是县委书记时，立即将他藏在地窖里。我父亲得救了，而这户农民母子俩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形势急剧恶化，我父亲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决定由他和张幄筹去找省委或党中央汇报情况，而由罗纳川代理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父亲离开平江，伪装成省府巡视员，西装革履，趾高气扬，坐着轿子，带着随从，顺利地闯过了敌人重重哨卡，经长沙，赴武汉，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平江的情况。这时，正值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前夕，他被推选为湖南正式代表。同去的湖南籍代表还有何叔衡、徐特立(由上海选派)、夏曦(浙江代表)等人。开会期间，他还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全国互济会工作，并从事日、英、俄等国文字的翻译。这时，我随着母亲也来到了上海。

1931年，父亲被党中央调去湘鄂西工作。临行前，我母亲问他：“你出去工作，我不反对，只是孩子太小，这个家怎么办，还要不要?”他深情地对妻子说：“家，我当然要。作为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希望骨肉团聚，过美好的生活。我们干革命，正是为着家，特别是为了四万万人的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你知道的。……我这次去湘鄂西，是组织的决定，革命的需要。你们也不要离开上海，有困难党会照顾你们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深深懂得，个人的幸福固然可贵，但天下人的幸福更为重要。为天下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的幸福是高尚的。殊不知，这次分手，竟成了我父母的永别。

父亲到达湘鄂西苏区后，在中共湘鄂西省委负责主编《红旗日报》的工作。当时，由于知识分子少，凡采记、编辑、校对等事都是他一个兼顾。洪湖地区潮湿，生活艰辛，他的身体又弱，经常生病，然而他总是带病坚持工作。当时和他住在一起负责主编省苏维埃《工农日报》的谢觉哉在回忆到他时这样写道：“他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这样一直到他的死。”至于他是怎样死的，谢觉哉也扼要叙述了他的被捕情况：“……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我和他在上海同居多年。虽因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是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我和他先后来到湘鄂西苏区……时常往来。直到他被捕那天翌晨我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见，旋知因肃反入狱，但我想不出他之可疑之点。简青同志病死狱中，此案也未经宣布……。”

现在比较清楚地知道，我父亲是在1932年秋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含冤死去的，时年41岁。

1945年，谢觉哉为我父亲作传，载入当时延安编的《中国共产党烈士英名录》。新中国成立后，谢老再次为父亲写了传略，收集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的《不朽的战士》一书里。1951年，经内务部批准，我们一家按省一级烈士待遇进行优抚。